《史记》中的“循吏”与“酷吏”
——儒、道、法之争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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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中国法院网发布时间:2017-12-01 14: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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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吏”与“酷吏”,乃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官吏类型所提出的两个相对立的概念,并为此分别作《循吏列传》与《酷吏列传》。在文中,他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展示出了自己对两者的形象观感、价值判断等,而在这背后其实也隐藏着当时儒、道、法三家在施政执法方面的内在价值冲突,于我们加深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解亦有所裨益。

????对于“循吏”,司马迁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是,却通过一句反问给出了一个侧面描述:“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在他看来,所谓循吏,大抵上就是“奉职循理”,而非徒倚“威严”来治理施政的官吏。与此同时,由于“循吏”与“酷吏”乃是相对立的概念,所以也能通过“互证”来予以更深入的阐释。在《酷吏列传》的开篇,司马迁就引用了孔子在《论语》中的一句法治名言:“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也从另一面揭示了在司马迁心目中,循吏所奉之“职”、所循之“理”究竟是什么。那就是要利用自己的职权来对百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从而实现百姓“有耻且格”的理想局面。

????而“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以至于民“有耻且格”的典范,在《循吏列传》中则是子产。在子产为政前,郑国“国乱,上下不亲,父子不和”,国政状况、社会道德,皆甚堪忧。但是当国君听从宫子期的举荐,以子产为相后,“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而这一系列的变化,不仅仅是社会秩序的改善,更重要的是民众道德水平的提升,因而,虽在法律规制之外,但在互助风尚之下,老年人却不必手提负重,儿童也不用再下田耕种。这里所折射出的正是儒家理想中“大道之行”的完美社会:“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不仅如此,在有着浓厚黄老思想色彩的司马迁心目中,循吏身上也寄托了他无为而治的道家政治理念。在他看来,“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所以,汉初,“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而在这方面,身为楚相的孙叔敖则是典范。在《循吏列传》中,孙叔敖为相后所做的两件事,一个是劝谏楚王废除了“更以小为大”的币值改革,一个是当楚王因楚国“庳车不便马,欲下令使高之”的时候,建议其不要过于急躁,防止“令数下,民不知所从”,而是通过提高闾里门槛的方式,引导民众逐渐地主动提高马车高度。而这两件事其实表达的都是“无为而治”的道家理念。在司马迁看来,孙叔敖的种种做法,“此不教而民从其化”,故而能“恤人体国,良史述焉。叔孙、郑产,自昔称贤”。

????而与之相对,在司马迁心目中,“酷吏”的施政执法则是“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其为吏风格则是“武健严酷”,而最终的结果,则是“舞文巧诋,怀生何恃”,使得官吏舞文弄法,出入人罪,使得百姓无所适从,生活困苦,在价值判断上,可谓基本持否定态度。在《酷吏列传》的十一位传主当中,有三个被司马迁浓墨重彩刻画的人物:郅都、宁成、张汤。而他们的为官生涯也画出了一条酷吏发展的历史曲线。郅都,“为人勇,有气力”,汉景帝任之为济南太守,一到职,便诛杀当地以前“两千石不能制”的“豪猾”强宗之首,不久后迁为“中尉”,主管京畿治安,“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最终却也正是因为办理临江王一案导致临江王自杀而被斩。虽然“是时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独先严酷”,然而在为官操守上他对自身要求却十分严谨,“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而与郅都相比,随之而后的宁成,则很不一样,虽然“其治郊郅都”,故能继任中尉之职,来遏制“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的局面,然而,在“滑贼任威”以执法的同时,他也积极地利用这种“酷烈”的权力来为自己牟取超额利益。在他看来,“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万万,安可比人乎”,于是,短短数年间便“贳贷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数千家”,同时利用手中所掌握的地方官之“长短”予以挟制,最终在被罢免后作为一个“致产数千金”的富豪悠游于乡间。而在此之后,作为《酷吏列传》的主角人物,位至三公的张汤则更为深刻地反映出了酷吏本身的复杂性。一方面,作为一个长安县丞之子,张汤以刀笔吏起家,“以深刻为九卿矣”;另一方面,为迎合当时独尊儒术的风向,却又在“决大狱”时“欲傅古义”。一方面,他“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另一方面,死后却又“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一方面,他“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对于豪强之家,玩弄法令,置人于罪;另一方面,面对“下户羸弱”,却又常口头为之陈述道:“虽然按法律条文应当判刑,但请皇上明察裁定”,“于是往往释汤所言”。对于这样的酷吏,司马迁其实也流露出了些许复杂的惋惜之情,认为张汤“时数辩当否,国家赖其便”,而自张汤死后“官事寖以耗废”。

????而司马迁这种对酷吏的矛盾态度,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酷吏与循吏背后儒、道、法之间的内在冲突以及身处变革年代人们的思想碰撞。在司马迁看来,道家与儒家的无为而治及德治之术才是真正的正道良法。在《酷吏列传》的篇首,他便开宗明义地用秦末“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与汉初“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的做法相对比,得出了“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的结论。也就是说,真正能够治国安民、建立理想社会的乃是守道扬德,而非严法酷刑。但是,当朝堂之上“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下层官吏“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长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地方豪族“两千石不能制”,甚至于“五铢钱白金起,民为奸,京师尤甚”,面对各种局面,司马迁“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道德理想,不能不说显得有些凌空蹈虚,自说自话了。毕竟,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生产力的进步,立足于小共同体熟人社会的儒家理想以及道家的无为而治虽然看上去很美好,却已无法真正解决当时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于是乎,在司马迁的笔下,与寄托了理想的《循吏列传》相比,《酷吏列传》传主更多,篇幅也更长。而在《酷吏列传》的最后,虽然与自己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驰,但司马迁却也承认,有些酷吏,“廉者足以为仪表”,而其“方略教导,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质有其文武焉。虽惨酷,斯称其位矣”。也许这种矛盾中的肯定也恰恰正是司马迁作为一位“不虚美,不隐恶”的伟大史学家的最好表现之一。

????(作者单位: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奚天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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