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重于物,则置物而责情
——宋元司法中的一个双面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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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来源: 中国法院网发布时间:2017-11-24 10: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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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兴东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内容丰富,很多原则体现出古人较高的司法智慧。中国古代司法有一种很强的“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统合的取向,为保障两种司法价值能够有效获得,古人曾创制出很多有特色的司法原则,以保障司法在运行中能够有效实现社会中的多种目标。其中,宋人傅霖在所撰的《刑统赋》中总结出了很多经典的法律原则、司法原则,让我们能够很好地窥见古人的司法智慧。

????职官利用职权强取豪夺百姓财物被加重处罚

????宋人傅霖《刑统赋》是为学习《宋刑统》入门者撰写的一部律学著作。为了方便学习者记忆,书中对《宋刑统》的很多内容进行了总结,提炼出许多经典的法律原则,影响到此后的法律适用。其中,在总结职官收受监临地百姓财物的立法时,提炼出了“情重于物,则置物而责情”的司法原则。该司法原则原意是指职官在收受监临地百姓财物,或收受监临地百姓馈赠的猪羊等家畜禽肉时,根据收受官员的行为特征分为“自愿”和“索取”两种。对“自愿”的按财产计赃量刑,罪名是受所监临财物罪;对“索取”,又分为“乞取”和“强乞取”两种情况,对“强乞取”的不按计赃数量适用监临财物罪而是适用受财枉法罪,理由是“和而受之,以其情轻,是以舍情而论物;强而取之,其情重,是以置物而责情也”(沈仲纬:《刑统赋疏》,载沈家本著《枕碧楼丛书》,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第202页)。该司法原则虽是针对职官收受财物犯罪的法律原则,然而在宋元时期,对涉及与财产有关的犯罪时,如偷盗、抢劫罪等,此原则被引入后,成为一个适用广泛的司法原则,影响到宋元两朝在贫民因饥荒或寒冬时偷窃、强劫粮食和衣物的定罪量刑,最终成为一个基础性的司法原则。仔细分析宋元时期的司法,会发现该司法原则影响较大,成为国家司法中的重要原则,体现出中国古代司法中的一些特色。

????“受所监临财物罪”的详细立法见于《宋刑统·职制律》中,具体是“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乞取者加一等。强乞取者,准枉法论”。(沈仲纬:《刑统赋疏》,第202页)从原文看,官员受所监临财物罪被分为三种情节,分别是:监临地百姓自愿送给、监临官员主动索求、监临官员强行索取。从原文看,条文中“财物”是指金钱,但通过解释,把此法律扩张适用于收受“猪羊等禽兽”肉上。对猪羊等禽兽肉的供馈上“自愿”和“主动”获取的职官按坐赃罪;若是强行索取的,则适用强取监临财物罪。“诸监临之官,受猪羊供馈,谓非生者,坐赃论。强者,依强取监临财物法,计赃准枉法论”。(沈仲纬:《刑统赋疏》,第202页)从立法来看,此法律体现的是对官员收受任职所在地百姓财物的全面禁止。宋朝有把此法律扩大适用的倾向。《宋会要》中记载建炎元年(1127年)十一月,在制定禁弓手下乡扰民法律时规定“弓手辄敢无故下村,以捕贼为名搔扰人户,乞觅钱物,欲并依强乞取法”;(《宋会要辑稿·兵三·厢巡》)太医院的医生为士兵治病,有“受兵校钱物者,论如监临强乞取法”。(《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二·太医院》)元丰七年(1084年)十月丁丑,光禄卿吕嘉称“牛羊司典吏李璋犯乞取赃,已论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九)从上可知,在此类行为的法律责任上,司法官会根据情节轻重,分别适用不同的罪名,而不仅是按涉及的财物计赃定罪量刑。这在中国古代职官犯罪立法中属于较有特色的。

????在元朝的司法中,这方面的个案不少见。如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三月,大德路司狱魏绍先强行索取囚犯李德和的白米六斗。事发后,对李德和就不再适用受所监临财物罪,而是加重处罚,转向适用受财枉法罪,理由是“本官受物,虽微违法,情重枉法,验科断不叙”。(沈仲纬:《刑统赋疏》,第202页)这里明确指出,司狱魏绍先所犯罪虽然轻,但由于是强行索要囚犯的财物,属于情节重的行为,处罚时不再按“物”赃的数额而是依“情”量刑。大德七年(1303年)八月,陕西省转运使王速甫在视察盐池时强行向盐池提领官王荣索要羊肉和酒。案发后,因为王速甫是强行索要,处罚时不采用罚俸追赔钱物而是罚笞二十七下,但王荣因为是被上级官员强行索要,不是主动提供,所以免除处罚。(沈仲纬:《刑统赋疏》,第202页)从两个案例看,所犯罪行与受所监临财物罪完全一致,但在司法适用时,在罪名和量刑上依据的是“情重于物,则置物而责情”的司法原则。

????贫民因饥寒偷窃粮食和衣物时可减轻处罚

????若“情重于物,则置物而责情”的司法原则仅适用在职官受收监临地百姓财物上,那并不构成重要的司法原则,因为它仅是对“受所监临财物罪”的抽象。在中国古代,每当遇到天灾时往往会出现大量饥民,但国家又没有很好的救济体系保障饥民的生存,于是,很多饥民只好铤而走险,偷窃、强抢粮食以度日。此外,一些贫民,一到寒冬之时,因为缺少衣物,只好偷窃他人或野外寺庙中各种神像上的衣物以御寒。对这些行为若按偷盗、强劫罪计赃处罚,往往会量刑很重。国家面对此种情况,一般会通过上面的司法原则,不严格依“赃物”数量计赃量刑,而是依“情”酌情处罚。这种司法在宋元时期较为典型,影响了国家在偷盗、强抢粮食和衣物方面的司法,甚至成为重要的原则。

????宋朝在偷盗、抢劫罪的立法上量刑相对较重,入死刑的赃额数量很少,如宋太祖建隆年间对强盗罪和抢劫罪入死赃额进行了调整,具体是“诏改为钱三千足陌者处死”;“窃盗赃满五千足陌者乃处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这样导致出现饥荒时,贫民因为饥饿偷盗、强抢粮食和衣物被判死罪的人数剧增。如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寿州饥民因为强抢他人窖藏粟麦,按强盗罪计赃量刑,有70多人被判死刑。面对此种情况,国家在量刑时只好采用“置物而责情”的司法原则。对此,《宋史·刑法志》中称“凡岁饥,强民相率持杖劫人仓廪,法应弃市,每具狱上闻,辄贷其死”。从这里看,宋朝饥民因强抢粮食按法律应判死刑减刑的已成为通行,依据是“置物而责情”。宋真宗时蔡州有饥民318人因为偷盗、强抢粮食按法律“皆当死”,当时知州张荣、推官江嗣宗采用对犯首“杖脊,余悉论杖罪”拟判。呈报中央裁决时,宋真宗不仅不反对还进行了褒奖。宋真宗在派官员到全国各地巡抚时,曾公开下谕要求针对“平民艰食,强取餱粮以图活命尔,不可从盗法科之”。这里,宋真宗就要求对饥民强抢粮食的行为不应机械地适用强盗法。在仁宗时,此种司法得到进一步发展,天圣初年对饥民盗劫粮米就是有伤害主人的也不适用死刑,仁宗认为“饥劫米可哀,盗伤主可疾”,若对偷盗粮食的饥民适用死刑则是对饥民不公。这样把以前司法原则中对饥民只偷盗、强抢粮食,不偷抢金钱、不伤主人的减刑适用扩大到强抢粮食伤害主人不死的行为中。当然,从记载看,这一行为并没有得到全面推广。因为天圣五年(1027年)陕西出现大旱时,仁宗曾下诏“民劫仓廪,非伤主者减死,刺隶他州,非首谋又减一等”。这里强调的是强抢不伤主人时才能减死,若有伤主人的情节就适用死刑。此种原则,宋初就开始,因为《宋会要》记载淳化五年(994年)正月十六日,宋太宗在派遣中央官员十七人到全国各州审理刑狱时,要求对“因饥持杖劫夺藏粟,止诛为首者,余悉减死论”。这里明确指出对因饥荒而持杖强劫粮食的人犯,除首犯处以死刑外,其他从犯一律减死。对宋朝在饥民偷盗、强抢粮食犯罪时采用“置物而责情”的司法,元人的评价是“自是,诸路灾伤即降敕,饥民为盗,多蒙矜减,赖以全活者甚众”。(《宋史·刑法志》)

????“情重于物,则置物而责情”的司法原则,在元朝成为审理偷盗粮食和衣物犯罪的重要司法原则,在贫民偷盗粮食和衣物的犯罪上得到广泛适用。这方面的案例在元朝不少。大德八年(1304年)正月,河北道廉访司呈报中书省,称江陵路盗窃犯宋仲友在大德三年(1299年)五月偷盗了谢秀粟谷五斗,按市价计赃是中统钞二两,江陵路依据偷盗罪量刑原则,判处宋仲友笞五十七并刺字。对此判决,河北道廉访司认为不合理。于是,呈报中书省作出法律解释,并要求改判。中书省收到呈报后转给刑部审查,刑部在查找后指出,大德七年(1303年)七月河东山西道宣慰司呈报人犯张成、李添儿等偷盗王聚等人家里窖藏麦谷案时,就不依据偷盗财物罪量刑,在额上刺字。比较两案后,刑部认为江陵路对宋仲友偷盗粮食案依据计赃判处刺字不合法,要求地方洗除刺字。张成、李添儿等偷盗王聚等家窖藏麦谷案在判决时,地方官认为若按故意偷盗钱物案判决刺字,在情理上有偏重的问题。于是,呈报中书省作出法律解释和裁决。中书省在转给刑部审理拟判时,刑部指出“饥馑之际,窃粮食者固法所不容,而情在所宥。比年田禾薄收,物斛湧贵,贫民缺食,为救一时之急,因而窃取粮食。原其所由,情非得已,若与偷盗钱物一体刺断,似涉太重”。在此理由下,刑部提出对偷盗粮食的人犯在判决时,首犯“权宜免刺”,再犯赃在“一石之上者,依例刺字”。在呈报中书省裁决时,中书省的判决是盗窃粮食的人犯,初犯照刑部拟议外,再犯采用“临事详情议断”,而不是一律刺字。(《元典章》卷四十九,刑部·诸盗·免刺·偷粟米贼人免刺)从对张成、李添儿案判决的理由看,此案若依计赃量刑应刺字,但由于人犯是因为饥饿才偷窃粮食,所以量刑时不用“物赃”转向“责情”,构成“置物而责情”。

????元朝对因为寒冷而偷盗寺院神庙里神像的衣物御寒的人,也不适用计赃论罪,而是适用“置物而责情”。这方面有不少个案,如延祐二年(1315年)十一月,江西行省吉安路庐陵县宋长卿控告人犯张元章,在延祐二年二月初十日偷盗了青源山净居禅寺神像衣物共五件,按市价估算赃额至元钞八贯九百文,按偷盗罪应判杖六十七下并刺字。但由于人犯“原情盖为饥贫,兼所盗神衣,别非常用之物”,所以吉安路提出依照先例“章万一盗东岳庙黄绢字幡例免刺”案判决。呈报刑部时,刑部提出至大三年(1310年)十月初六,审理过山东宣慰司益都路沂州人犯葛课儿偷盗神像衣物案,所偷神像衣物计赃达至元钞六两七钱,依照偷盗罪应判杖六十七下并刺字徒役。刑部指出葛课儿虽然已经因偷驴宰杀食吃被判刺刑,但此次所犯是因为饥寒所致,且所偷盗的是无人看守的寺庙神像衣服,与到他人家里偷盗财物终有不同。所以刑部提出对葛课儿不判刺配。在通过对“章万一盗东岳庙黄绢字幡免刺案”和“葛课儿偷盗神像衣服案”比较后,刑部得出对张元章偷盗神像衣服案不适用计赃量刑,而是采用轻刑判决。(《元典章》卷五十,刑部·诸盗·免刺·盗神衣免刺)分析三案在量刑上都没有适用偷盗罪计赃量刑的原则,而是适用“情重于物,则置物而责情”的司法原则。

????以上两条法律在元朝末年制定的《至正条格》中,在“断例”部分中卷十八的“贼盗”中还有“盗神像衣物”(第566条)和“窃盗粮食”(第573条)两条。这两条法律应该就是上面法律的继承。这说明元朝在饥民偷窃粮食和神像衣服量刑上不适用偷盗罪上的计赃量刑是贯穿整个元朝。

????对贫民因饥寒偷盗粮食和衣物上采用“置物而责情”的司法,宋元时期是受到大臣们的反对的,其中最典型的是宋朝,如杨安国认为针对饥民偷盗强抢粮食行为采用减刑,实质是“乃过误之民耳,当岁歉则赦之,悯其穷也。今众持兵杖劫粮廪,一切宽之,恐不足以禁奸”。司马光认为在灾荒时对强抢粮食的人犯采用减刑“是劝民为盗也”。(《宋史·刑法志》卷二百)当国家面对灾荒又无力对饥民进行有效救济时,也只能对偷盗、强抢粮食的行为采用减刑处罚以救时弊。

????抑强扶弱:一种司法价值的实现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这里讨论的“情重于物,则置物而责情”虽然是同一原则,但在具体适用时,针对两种不同犯罪,实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司法目的,体现出两种不同的司法价值取向。在针对职官强行索要任职地百姓财物的犯罪时,此处的“置物而责情”是为达到加重处罚的目的,以抑制职官对任职地百姓财产的随意侵夺,属于抑制目的。针对灾民、贫困因为饥荒、寒冷而偷盗、强抢粮食和神像衣物的犯罪时,此处的“置物而责情”是为达到减刑处罚的目的,以救济贫民一时生存之需,属于恤贫型。从中更体现出传统中国司法中更深层次的价值,那就是通过一种原则来实现一种内在“公正”,让社会获得更好的“正义”。这一司法原则让与财产有关的犯罪在坚持以赃量刑的原则下实现了变通,让法律在稳定下获得了一种灵活性,为司法公正提供了保障。这种司法制度体现出了中国古代司法制度设置上的合理性,反映出中国传统司法的智慧,值得我们传承借鉴。

????(作者系云南大学滇西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奚天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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